红出体育网

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 > 热门赛事

文章内容

中学生足球比赛简讯-初中生足球联赛新闻

tamoadmin 2024-10-24
1.中国足球存在最大的问题2.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的球队历史3.成为足球迷入门求教4.甘肃县级足球队踢赢北京国安:背后的业余俱乐部为何来自广西中国足球存在最大的问

1.中国足球存在最大的问题

2.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的球队历史

3.成为足球迷入门求教

4.甘肃县级足球队踢赢北京国安:背后的业余俱乐部为何来自广西

中国足球存在最大的问题

中学生足球比赛简讯-初中生足球联赛新闻

体制和监督

以2004年10月2日北京国安俱乐部足球队的客场罢赛事件为序幕,以10月17日大连实德俱乐部董事长徐明发表有关改革中国足球管理模式、成立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盟公司)为开端,近期由部分中超俱乐部的“足球投资人”发起的被部分媒体冠以“中国足球革命”的2004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风波最终以中国足协满足“革命者”的部分诉求——2004年度中超联赛 “暂停降级”、先后向俱乐部公布本年度中超联赛预算和决算方案以及成立深化改革中超联赛体制的小组——来交换到“革命者”对中国足协拥有依法依章管理中国足球的权力和拥有各类国家级足球竞赛所产生的财产权的暂时承认和尊重而暂告平息,联赛继续进行了。但是,风波并没有完,随着11月11日中国足协成立“中超深化改革工作小组”和“会员协会深化改革工作小组”,并制定了具体的改革日程表,有关中国足球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尽管这次被冠以“足球革命”的波澜称不上壮阔,但却折射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些问题就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缩影。从法律角度看,足球界长期难以解决的比赛腐败、裁判“黑哨”等徇私枉“章”问题与社会其他方面存在的腐败现象、司法体系信任危机实乃同出一辙。不过本文主要就这次风波所引发的部分俱乐部与中国足协在深化中国足球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所涉法律问题上的歧见展开分析,以社会法暨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为中国足球经营管理体制的创新提供基本理念和具体法律工具的支持。

在现代资本力量无孔不入的大背景下,体育早已开始产业化、社会化了。在以经济为精神特质的20世纪,资本侵入了所有领域——慈善领域和文化、体育、医疗等领域。20世纪晚期第三域非营利组织勃兴:一方面,大批自主的私人组织,不再热衷于为其股东或经理孜孜逐利,而是致力于国家正式机制以外的公共目标,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继续分化(二者的区分不在于是否从事经营,而在于是否以向投资人分配经营利润为其设立宗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二者的融合,人们已经很难区分它们的界限(因为非营利性组织也利用营利性组织的运作方式从事经营,营利性组织也被提出了负有社会责任)。因此,如果欧洲某一国家的足球协会既具有管理职能又从事足球产业的经营并不会让人吃惊。2004年发生的中超风波是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以及政府组织之间在中超联赛自治方面的竞争与合作问题在中国难得一遇的典型、鲜活且集中的表现。这里面涉及到第三域的非营利组织——中国足协、球迷协会,又涉及到私域的营利性组织——俱乐部及其投资人、赞助商、电视转播商,还涉及到公域的公权力组织——国家体育总局。中超俱乐部投资人挑战中国足协,向其提出分享和行使中超联赛的财产权、经营权、管理权、监督权的要求,并以罢赛、延迟今年剩余比赛为武器。俱乐部及其投资人通过召开“投资人联席会议”并以各种名义充分表达了资本的逐利和话语权诉求。中国足协通过召开中国足协执委会坚决维护其对联赛的管理权和财产权。尽管冲突双方声称的目标是一致的——解决足球联赛中的种种问题,搞好中国足球,但是它们的具体看法却并不一致。社会自治两个重要领域——营利的私域与非营利的第三域——中的组织的分化与融合,以及它们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分化与融合,在中国足球领域表现极为突出,而且该风波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典型的社会自治领域的竞争与合作问题。这种法人团体要求自治的变革最终会促进社会立法和经济立法,并促进相应司法能力的提高。

社会法暨经济法是传统的公法和私法不能妥善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多元、多层次利益交叉融合和矛盾冲突而出现的新兴法律部门,它以具体领域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为基准,协调“社会权力”之间和“社会权力”与公权力、具体领域的公众之间的冲突。但是,社会法暨经济法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还是个不为人所熟知、所充分理解的新生事物。社会法暨经济法的发挥作用既取决于公权力的自我限制和革新,也取决于自治组织的力量,没有均衡的力量匹配很难让法制变革发生,即使通过移植或者根据理性至上的精英意识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也很难让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2004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风波为社会法暨经济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素材,也是以社会法暨经济法理论来武装参与变革的各种力量并促进变革和平、有序实现的良机。

国家级的足球联赛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典型的社会生活的自治领域,在当代中国它还需要逐渐从政府的主导和支配中解脱出来从而演化为另外一种更具有时代适应性的面目——在公权力的支持下,实现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这场风波就是中国足球经营管理体制变革中必然发生的要求重新界定各方权益集中而激烈的表现。可喜的是,尽管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但冲突双方都拿出了法律武器。在和平条件下,利益直接表现为法律上的权利,因此双方争议的焦点也集中在法律问题上。

一、中超联赛的财产权利问题

变革首先遇到的就是联赛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因为与美国、欧洲等国联赛的产权运作尤其是启动机制完全不同,中国足球联赛的产权人并非是徐明等俱乐部的“投资人”,也不是中国足协这一半官方半民间的非营利法人社团(它只是联赛产权所有者代表的委托代理人),其产权人是“全民”,即联赛财产是国有资产。从1992年启动中国足球改革并在1994年将专业化足球改革为职业化足球之后,中国足球的国家级联赛开始了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但是,除了俱乐部自己对球队的投入之外,整个联赛的组织工作(中国足协及其地方协会来承担的)和初始投资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鉴于全民财产无法由全民直接行使所有权,所以联赛产权的直接代表是下属的国家体育总局。俱乐部的会费、赞助商之赞助都是联赛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对价。故而徐明等所代表的俱乐部投资人对联赛财产权提出所有权的要求是难以成立的,而中国足协执委会在2004年10月26日会议中的决议中提出“中国足协是竞赛所产生的所有权的最初拥有者”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只是所有者(全民)代表(国家体育总局)的委托代理人,而非产权人,甚至产权代表也不是。因此,在2004年中超风波中提出财产权要求的双方都缺乏法律依据。联赛的所有权人(全民)如果决定将其民营化则需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程序下进行决策并合理估价,在有关法人团体支付了合理对价后取得该项财产权。联赛所有权人如果决定继续维持国有公营的现状,则可以继续由所有权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委托中国足协这一非营利法人团体经营联赛。但是,按照20世纪末期开始的第三域团体革命和重塑政府运动所代表的潮流和趋势来看,中超联赛需要逐渐从全民所有通过公正程序变成第三域的团体(中国足协)所有或者私域的团体(中超联盟公司)所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俱乐部和中国足协提出所有权要求都代表了时代的要求,但是它们都需要支付合理对价并承担社会责任——譬如从联赛收入中抽取一定费用设立基金,以支付各级国家队的训练、比赛费用和用于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无论是国有公营还是部分或者完全的民营化都需要严格界定产权,以产权为该联赛运作的基础。须注意的是,联赛的财产权与俱乐部的财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以混淆。“俱乐部的投资人”是不能通过偷换概念而变成联赛的投资人,更不能据此占有国家财产,否则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2003年版的《国际足联章程》第71条第1款规定,“国际足联、其会员协会以及各洲际足联为由其管辖的各项赛事和竞赛所产生的所有权利的最初所有者,且不受任何内容,时间,地点和法律的限制。这些权利包括各种财务权利,视听和广播录制,复制和播放版权,多媒体版权,市场开发和推广权利以及无形资产权如徽章和版权。”中超联赛作为中国足协管辖的赛事,其各种财务权利、视听和广播录制、复制和播放版权、多媒体版权、市场开发和推广权利以及无形资产权如徽章和版权都应当在名义上由中国足协最初拥有。这与体育总局授权中国足协行使联赛的财产权利是相一致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超联赛的财产权在没有民营化之前仍然属于国有资产。

变革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自治的有效性问题。中国足球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是适应世界潮流和中国体制转型的需要而逐步展开的。1994年创立职业联赛就是逐渐使原先的专业队由依附政府转为市场主体,足球事业的投入也由国家承担转为依靠市场化运作,多渠道增加投入。另外,职业联赛也逐步将赛区的管理、组织工作由政府牵头的赛区委员会承担转为由实体化的各地方协会承担。2004年成立中超联赛的初衷也在于进一步通过改变联赛的经营管理体制提高中国足球水平。按照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的话讲,中超联赛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管理体制——在中国足协的领导下,以中超委员会为主导,以中超俱乐部为主要成员,以中超的章程为基本依据,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的管理体制。这些年的足球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其实就是逐渐将官办的足球事业社会化、市场化,促进足球领域的社会自治。但是,自治的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

首先,自治的有效性依赖于法人团体间协调机制的灵活高效,而现行的自治机制中缺少俱乐部对中国足协制约和监督的法律渠道,俱乐部的意见很难影响足协的决策。成立中超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制定《中超联赛章程》和成立中超委员会,在足协和俱乐部之间建立对话的平台和制约的机制,但是实践证明它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固然与足协专制的官僚作风有关,也与俱乐部和足协在中超联赛中的财产权、经营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划分不清楚有关。在现行体制下,中国足协作为联赛财产权所有者代表的委托代理人是经营联赛的主导者,但是俱乐部作为联赛的生产者之一应当分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基本部分甚至应当是固定的,经营不善的风险应当由中国足协承担而不能由俱乐部承担。在民营化之后,经营风险应当由承接联赛财产权的组织(譬如徐明等提出的联盟公司)承担,中国足协则取得固定收入,并以此收入经营国家队和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由于中超的财产权和经营权不清楚,所以其自治机制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因此,改革或者明确现有的产权以及明确相应的风险负担是中超自治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否则还将是一本糊涂账,无法调动自治团体中各方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另外,联赛财产权和经营权的明确界定需要通过自治团体中的各方协商解决并需要取得体育总局的支持,这与《国际足联章程》第71条第2款的规定也是吻合的。该条款规定,协会执委会应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权利以及权利的内容并就此制定特别的规程。执委会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独自使用此权利或同第三方合作或完全通过第三方来行使这些权利。因此,通过成立中超联盟公司的方式运作中超联赛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但是它需要相应的协商机制和法律制度安排。

其次,自治的有效性依赖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对联赛的监督制约。球迷协会、球员工会、裁判员团体以及赞助商都可以以某种方式向自治的足球法人团体(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联盟公司)施加压力,它们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表达呼声,也可以用脚投票——离开中超联赛。在这次风波中颇为遗憾的是中国球迷的表现相对消极。中国足球联赛的发展促成了众多足球球迷协会的成立,但是这些球迷协会在事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没有发出什么有力的声音。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难能可贵的亮点。中超常委会开会前北京球迷协会的球迷代表在会场外发放传单、接受采访。在他们分发的题为“尊重球迷权益、净化赛场环境”的宣传单中,提出“采取球迷听证制度、尊重球迷利益”的要求。其中还有一球迷执着地举着“要求旁听会议”牌子,并不时呼喊要求旁听会议的口号。另据报道,上海、青岛、武汉、南京、天津五地球迷俱乐部所组成的中国球迷联盟联合在新浪网向中国足协发出公开信,并针对中国足球的改革提出加大足球产业市场化改革力度、建立规范的联赛管理体制、让球迷参与关键决策、保护球迷权益、发展球迷团体、规范各俱乐部票务市场等六点意见。这是民间自治力量监督作用的发挥,但是相对庞大的球迷组织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由此可见,中国民间自治力量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欲望还较为有限。尽管后来中国足协召开了球迷座谈会,尽管变革中冲突的双方都把球迷利益放在他们高举的大旗之上,但是球迷对变革的直接推动作用很小。既然不能对足球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发挥什么直接作用,那就干脆什么也不说,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再现。

再次,自治的有效性还依赖于媒体的监督。媒体公开透明的及时报道和有关转播权的谈判是有力的制约力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自治、自律机制的形成。在这次风波中需要赞扬的是媒体。中国大陆的足球新闻至少具备相对的“新闻自由”,每一个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不难从近期传媒的自由报道中得到整个事件的具体情况甚至细节,都不难从传统的大众传媒和新型的电子网络上得到各色人等对这次被冠以“足球革命”风波的种种评论。有人赞同并支持徐明等“革命者”的“革命行为”,认为他们的行为不仅是要推动中国足球管理体制迈向完全市场化,而且这种超越足球领域的“宪政中典型的公民不服从”的行为可能会促进中国民主的发展;有人反对并质疑徐明等 “革命者”资格和动机;还有一些传媒和球迷虽然早就对中国足协的专制无能不满,但倾向于认为徐明等人的“大亨革命”不过是场分肥闹剧,或者说是打着“全面市场化”、“谁投资、谁收益、谁享有”旗号行侵吞人民资产之实的“掠夺阴谋”的适时实施。总之,媒体给予该事件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作了充分、自由的报道、评论,各种不同的声音都得到了充分表达,提供了中国公民社会自治机制形成所必需的机会和平台。

最后,自治的有效性还依赖于国家体育总局重新定位和审视自己的职能。在这次风波中,无论体育总局的领导是如何幕后指导足协工作的,但是它始终没有公开出面干预足协的自治,严格遵守了《体育法》第31条的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不过,中国足协的高层官员仍然由体育总局任命的做法充分说明了足协还是有强烈官方色彩的半官方组织。这也是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实现的瓶颈,而这也是与《国际足联章程》的规定相悖的。该章程第17条第1款规定,“会员协会的机构只能通过本协会内的选举或任命产生。协会必须在各自的章程中规定选举的程序以保证选举和任命的完全独立性。”如果不按照上述程序产生会员协会机构,国际足联是不承认的,即使是过渡性质的也不允许。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可能还需要改革足协本身,改革体育总局和足协之间的关系,促进政事分开。这也是公权力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在当代分化融合的需要。

依法处理国家与法人团体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并有效保障法人团体的独立法律地位,是团体自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能保障团体的民间自治性,国家侵入或者抑制团体太多,必将重现罗马帝国末期、中世纪末期、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法人团体萎缩、作用减退以及社会失去活力的现象。只有在团体自治以及团体与公权力组织合理分工与分离的时期,才有团体的勃兴和社会生活充满活力的局面。因此,确定团体与国家有关机构——登记管理机关和专业管理部门——之间的不同法律地位和职能范围的立法非常重要。这种分离与分工在西方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中国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自治并非是摆脱管制,重塑政府运动中的管制革新潮流也并非是不要管制,而是自治与管制关系的重构。管制是为了进一步扩充自治,在这里,政府管制革新与竞争自治是“一币之两面”,它们并非是排斥关系,而是一种融合并相互扩张的关系。

在中超联赛中,公域、私域与第三域的界限是极端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充分的协商、协调和合作,也需要充分的竞争制约机制,更需要法律来规范、保障。因此,在新世纪的自治浪潮中,社会学所谓的规范饥渴并未减少,反而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跨越公、私两域甚至第三域的社会法暨经济法的勃兴。社会法暨经济法秉持其社会本位思想,是协调社团自治和政府管制之间冲突的有力工具。

变革中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法人团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问题。根据1998年颁布实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现行社会团体的管理体制采取了两种限制竞争的措施:第一,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的,一般不许设立新的社会团体;第二,限制社会团体从事跨登记管理区域的活动,条例中社会团体名称的地域性要求、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章程中须明确规定本社团的活动区域等规定都是其体现。虽然并非对所有的社会团体都需要上述地域单一性限制,但为了保障竞争的有序性,对某些团体进行上述法律限制是合理的。这在体育领域则最为典型。《体育法》第31条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第40条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就中国足球协会来说,根据2003年由会员大会通过并依法登记的《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2条规定,中国足球协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足球运动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唯一的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中国足球协会是唯一代表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国际足球联合会会员和亚洲足球联合会会员。类似中国足球协会的地域单一性要求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大量存在的,这种团体的地域单一性不是通过竞争形成的,而是通过法律取得垄断地位的。如果中国足协经营管理不好,中国的俱乐部和球迷(消费者)也无从选择支持另外一个社会团体。在西方可以通过选举更换无能的管理层,但中国足协的管理层是通过非完全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因此,对此种通过法律授权而取得地域垄断性的社会团体虽然在其产生初期需要政府主管机关进行严格的监管,但是最终还是应当通过逐渐推进依法自治来解决问题。

联赛财产权通过合法程序转移到中国足协手中还是俱乐部成立的联盟公司手中,都无法排除中国足协的管理权。中国足协无论以现在的半官方身份,还是完全自治之后成为彻底的民间组织,都具有管理、监督联赛的职能。这就涉及到营利的俱乐部之间以及它们与非营利的足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如何规范的问题。无论是采取中国足协以其拥有财产权、经营权、监管权从而主导各俱乐部之间的合作协调的机制,还是采取俱乐部通过联盟公司取得财产权而主导参加联赛的各俱乐部之间的合作协调的机制,合作协调的机制都是经营联赛所必需的,但是它们都不得违反反垄断法的要求,不得利用垄断地位或者优势地位掠夺联赛消费者——赞助商、媒体、球迷——的利益,也不得利用其拥有的“社会权力”压榨劳动者——球员和裁判员——的利益。2004年中国足球联赛风波中出现的罢赛行为,威胁无限期停赛行为以及操纵比赛结果和追打裁判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既不顾消费者利益也不顾劳动者利益的行为(虽然其中可能有“黑哨”问题所迫,对“黑哨”问题必须有一个为所有各方公认的符合足球比赛规则的解决方法)。在中超联赛中,每个俱乐部球队都是垄断集团的成员,它们之间的部分或者全部成员的任何形式的卡特尔协议行为或者协调一致行为或者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或者相互持股、关联形成任何意义上的两个俱乐部的结合,都是违反反垄断法的基本原理和精神的。在欧盟,足球协会和成员国的足球协会操纵比赛门票价格的行为是可能遭到竞争法执法部门的审查的,价格要由市场决定而非由一个垄断的同业公会决定。

因此,《国际足联章程》第18条第2款规定,“各会员协会应确保所属俱乐部就任何同会员资格有关的事务的决定权,不受外部机构影响且不论其采取何种法人结构。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比赛的完整和竞争性受到威胁,会员协会都应确保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包括控股公司和子公司)不得同时控制一家以上的俱乐部。”该条款的宗旨在于保持联赛的竞争性,从而提出了联赛的反垄断要求。所以,反垄断是中国足协的一个重要职能。

实际上,《国际足联章程》第72条规定的“国际足联、其会员协会以及各洲际足联有权对其各自管辖范围内的足球比赛和赛事的图象、声音和其他数据传输方式的发行进行独家授权、且不受内容,时间,地点和技术和法律方面的限制”仅仅是说协会有对赛事转播进行独家授权的权利,这种独家授权本身不受法律限制,但是协会如果滥用其垄断地位或者优势地位损害下游企业(转播商)和消费者的利益还是要受反垄断法规制的。

法人团体之间提供社会服务的竞争和为提供服务而展开的吸取资金(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社会捐助、适当付费所得等)的竞争是需要相应的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规范来保障的。因此,联赛的升降级是“为赢得更高一个层次的市场而竞争”的重要制度。所以,足协取消暂停2004年中超的升降级是暂时取消竞争,正当理由不足,只是一种无原则的妥协。而且这种妥协是在实际解除了盛传属于“革命者”领袖徐明的“实德系”的四川冠城降级之虞的情况下,这就更使人们难免产生中国足协无能和无原则的印象。

变革中遇到的第四个问题是司法的最终保障问题。联赛中的“”、“假球”、“黑哨”等违法问题必须严肃处理、狠狠打击,不然其他问题都无法解决,这就需要司法的深度介入。而足球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所有权保障、社团之间协调机制的形成和有效运作、竞争与合作的规范等也需要司法的最终保障。司法为自治团体在内部与彼此之间的分歧和争议解决提供了权威性的裁决机制,为各方依法依章维护自己的利益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场所与程序保障。但中国目前现有的司法体制可能还难以对此提供完善的保障机制。所以,司法体制的改革、完善、提高是社会法暨经济法发挥其社会正义性的基础,因为复杂、模糊、高级的法律需要更高素质的法官和更高水平的司法体制。

私域法人团体所谓的私法自治行为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利益和力量较量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基础之上,所以民商法的司法保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痕迹,无论是其意思表示行为本身还是向法院进行相应的说服工作,甚至最终的司法强制性。社会法暨经济法则建立在对法人团体自治规范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以遏制社会权力暨市场权力的“恶”,并促进弱者合作、争取发展机会为目标准则。在社会自治领域既分化又融合的情况下,司法审查已经不可能严格区分二者的行为差异,而是统一进行司法审查,但在具体事项上则运用不同的理念来适用法律。

正像涂尔干在19世纪末期所指出的,“虽说法人团体并不是公众关注的惟一问题,但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对其他问题的讨论都依赖于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我们不去创建新型法制所必需的团体,就无法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法制变革运动。因此,要是我们现在就想制定出详细的法律,那确实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因此,中国2004年的中超风波所带来的团体变革也必然带来新的法制变革,必然给现有的立法和司法提出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从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的球队历史

河南建业队的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的河南省足球队。1985年,首届青年运动会在郑州开幕,河南足球队夺得首届青运会的冠军,这支球队中拥有王玉平、秦建利、杨延柱、杨延玉、王春、门文峰。

1986年,河南平原制药队参加在洛阳赛区进行第三届足协杯赛,在洛阳赛区,广东一队和广东二队分别从洛阳赛区以第一、二名的身份出线,河南队未获得前八的资格。

1989年,河南队在当年的甲B联赛中,力压大连、北京和北京部队夺得了甲B联赛冠军,当时河南队的班底正是1985年青运会冠军的班底,随后河南队更名为河南郑州搪瓷总厂队。

1990年,河南队在全部14场比赛中只获得了一场平局,以进5球失28球得1分的成绩结束了他们足球历史上的第一次甲A之旅,最终降级。

1991年甲B联赛中,河南队获得联赛第5。

1992年甲B联赛采取赛区制,一、二区的前两名参加第二阶段比赛,河南队在二区获得第五。

1994年8月27日,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在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俱乐部由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河南省足球协会合作组建,前者拥有60%股份,后者拥有40%股份。胡葆森任董事长,戴大洪任总经理。1994年,中国足球联赛开始改革,联赛开始职业化。建业集团是在1994年8月27日接手球队。甲B中有四支球队较为孤单,依次是河南郑州搪瓷总厂队、湖南金象队、广西华海队和沈阳部队队,这四支球队中,沈部退出职业联赛,河南郑州搪瓷总厂队中途被河南建业集团接手。因为1994年甲B联赛采取的是二升四降制,在那个混乱的赛制中,河南建业队实际上获得的是甲B联赛第十名,但由于第9-12名均要降级,河南建业与广西华海最终在这个赛季降入乙级。这次建业的降级多少是受到赛制和制度的伤害。

1994年12月27日,王随生被聘为主教练。1995年乙级预赛中河南建业被分至华东区,他们从华东区出线;参加乙级联赛决赛阶段比赛的河南建业被分在C组,他们接连战胜了重庆渝海、青岛正义和北京电车,杀入六强决赛,并且在六强决赛前三轮结束时就已经冲甲成功,河南建业最终获得了乙级联赛亚军。

1995年,河南建业参加了中国足球乙级联赛。1995年10月30日,乙级联赛结束,球队最终名列第2。

1996年5月,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与俄罗斯莫斯科斯巴达克俱乐部签订合同,引进足球运动员伊戈尔·叶尔莫辛。这是河南省体育运动发展史上首次引进外籍球员。1996年全国甲B联赛结束,河南建业足球队以6胜6平10负积24分的成绩获得第8名。

1997年3月7日,与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签约的三名罗马尼亚外援飞抵郑州。他们是:罗马尼亚甲级队特尔戈维什蒂琴迪亚俱乐部尤利安·格奥尔基·杜米特拉斯库,普罗耶什蒂石油俱乐部弗洛林·克里斯蒂安·波尔乌和安德烈库茨。11月29日,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黄金叶队在上海以0:0战和上海豫园队,与广州松日队同积34分,但因净胜球少而最终名列甲B联赛第五名,失去晋级甲A的资格。曾任河南建业总经理的戴大洪,在1997年河南建业冲超失败之后,以炮轰中国足协闻名中国足球界。

1998年8月17日,俱乐部总经理戴大洪、球队主教练王随生辞职;俱乐部原副总经理黄志诚出任俱乐部总经理,湖北籍著名教练丁三石受聘担任球队主教练。1998年,河南建业移师新乡体育中心。新乡体育中心的上座率创纪录的达到了场均2.5万人。但是在这一年甲B中,乱相环生,甲B联赛的默契球不断,烟草联盟的传闻似成即成事实,在成都五牛、重庆红岩、云南红塔的轮流夹击之下,10月17日,河南建业足球队降入乙级。 1999年1月15日,河南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河南省体工大队达成协议,买断省体工大队持有的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40%股份,俱乐部成为建业集团旗下的独资企业,丁三石再度出任河南建业足球队主教练。1月21日,河南建业集团总裁、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胡葆森接受《球报》专访,这是胡葆森首次接受全国专业体育报纸的采访。6月9日,河南建业队主教练丁三石“下课”,原主教练王随生重新出任建业队主教练。10月18日,河南建业队在天津河东体育场2:2战平青岛海利丰队,以总成绩3:2淘汰对手,再度由乙级重返甲级行列。10月20日,建业队在天津河东体育场2:1战胜解放军超能队,荣获1999年全国足球乙级队联赛冠军。

在2000年至2006年的七年中,中国足球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2001年打入世界杯,2002年世界杯上糟糕演出,2003年底联赛改革、废甲AB级成立超级甲级联赛;而在这七年的时间里,河南建业渐渐成长成一支甲级劲旅,冲入中超。

2000年,河南建业主场在新乡体育中心,甲B联赛积27分,排在积分榜第8位,队内首席射手前卫宋琦,打入8球,宋琦在当年入选了甲B最佳阵容。

2001年,甲B最热闹的一年,这一年出现了所谓甲B五鼠事件,归根结底,中国足协的赛程赛制是这个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河南建业主场设在新乡。河南队未与甲B五鼠事件沾锅,这一年,米罗西成为河南建业队历史上第一位外籍主教练,拉丁和林道夫担任助教。这个赛季河南建业积29分排在积分榜第7位,队内最佳射手罗马尼亚外援伊万,打入10球。

2002年1月15日,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暨主场签约仪式在建业城市花园举行,河南建业将主场移至洛阳西工体育场,8月,河南建业洛阳白马队的第一任外籍教练米罗西下课,门文峰担任代理主帅;9月,门文峰正式成为河南建业队主教练。联赛取得6胜8平8负积26分排第10位。

2003年,河南建业移师郑州航海体育场,2月18日,原大连万达(大连实德前身)队主教练、曾在“十强赛”和世界杯期间担任中国国家足球队助理教练的迟尚斌教练正式入主建业,成为建业队的新任主教练。3月,迟尚斌担任河南建业主帅。在9月20日至11月8日期间,河南建业联赛十轮不败。在末代甲B联赛,河南建业冠名“河南建业河套老窖”取得14胜6平6负获得甲B亚军。

2004年1月12日,建业俱乐部与河南省体育中心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并正式签约,从此能容纳5万人,功能和设施都在全国处于一流的省体育中心成为了建业队的新主场。2004赛季,甲B变更为甲级联赛。2004年1月7日,塞黑籍主帅尼里奇接替迟尚斌成为河南建业主教练,但河南建业在尼克里奇手中表现不佳:2004年10月10日,尼克里奇下课,主帅位置由殷立华接任。河南建业冠名“河南建业红丝带”取得11胜12平9负积45分列中甲第7名。

2005年1月29日,经过多方磋商和选择,建业足球俱乐部最终与新乡体育中心就2005赛季建业主场达成协议,至此建业足球在新乡开始了第六个年头的征战。这个赛季初期,河南建业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传闻困扰,这个赛季的中甲乱相环生。9月5日,建业集团任命著名作家、集团副总裁张宇先生接替胡总正式出任俱乐部的董事长。殷立华于是年9月11日下课,先由助教陈文杰担任执行教练,紧接着门文峰成为河南建业队主帅。河南建业在2005赛季建业队7胜6平13负积27分排在联赛第10位。

2006年,门文峰率领的河南建业从联赛伊始就占据了冲超的主动,但直到这一年9月份,河南建业才正式提出了冲超的口号,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河南建业冲入中超联赛。这个赛季河南建业积59分,成绩为18胜5平1负,净胜25球,整赛季仅负1场。获得球队第一个中甲联赛冠军。在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升入中国足球最高级联赛——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2007赛季,河南建业坐镇航海体育场,首次参与中国顶级足球联赛中国足球超级联赛。3月11日,首轮轮空的河南建业在客场迎战北京国安,结果河南队从北京队身上拿到了中超第1分;4月29日,中超第8轮,河南建业在主场2-1战胜大连实德,取得队史上首场中超胜利;8月26日,建业在客场2-1逆转山东鲁能,这个赛季他们从卫冕冠军身上拿到了4分;9月下旬,裴恩才接替门文峰成为建业主帅,中超第28轮,在主场3-2战胜2007赛季夺得了联赛冠军的长春亚泰。建业队5胜12平11负列中超第12名。

2008赛季,河南建业请来了此前在中国足坛多有诟病的贾秀全担任河南队主帅,贾秀全的防反战术其实很适合河南队,无奈贾秀全觉得朱骏的橄榄枝更好,贾秀全在6月14日正式辞职,领队王随生担任执行教练。随后建业请来了卡西米罗担任建业主帅,但随着主场1-2负于北京队的三连败,卡西米罗下课,由唐尧东担作主帅。2008赛季,建业队9胜9平12负列超第10名

2009赛季,河南建业在积分榜上一度逼近半程冠军老牌强队北京国安,直到最后一轮,河南建业还有希望向火神杯挑战,可惜最后一场1:3输给了为保级而战的深圳,最终获得第三名,建业队13胜9平8负获得中超季军,并取得进入2010赛季亚冠联赛的资格,入围2010赛季亚洲冠军联赛小组赛。

截止到2009赛季,共3次参加中超(甲A)联赛, 最高名次为2009赛季第3名。总成绩为参加88场比赛,胜27场平30场负31场,共进85球共失85球,总积111分。其中主场20胜15平9负,进56球失34球积75分;客场7胜15平22负,进29球失51球积36分。共11次参加中甲(甲B)联赛,最高名次为2006赛季冠军。总成绩为参加260场比赛,胜95场平77场负88场,共进290球共失302球,总积357分。其中主场68胜35平27负,进176球失111球积235分;客场27胜42平61负,进114球失191球积122分。

2010年亚冠联赛,河南建业与来自韩国的水原三星、日本的大阪钢巴和新加坡的新加坡军团队分为一组,首次参加国际正式比赛的河南建业以0胜3平3负战绩被淘汰出局;2010年1月31日,河南建业俱乐部总经理杨楠女士刚当选为河南省青联副主席,并获得省青联杰出贡献奖。此项荣誉是对于杨楠女士为河南足球的付出给予的充分肯定。2010赛季,建业队9胜13平8负列中超第8名。

2011年1月3日,经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会决议,任命王随生为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兼事业拓展部经理3月30日,经俱乐部董事会决议,郎效农出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2011赛季建业队7胜11平12负列中超第13名。

2012赛季,是一个令球迷失望的赛季,由于维斯雷恩的错误指导,建业开头已是倒数第一,救火队长沈祥福也没有起到作用。2012年3月28日,建业足球俱乐部整体工作由胡葆森先生直接管理,建业集团副总裁张少鸿不再分管俱乐部日常工作。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朱红亮兼任一线队领队,免去王随生一线队领队职务。7月6日,经俱乐部董事会决议,任命王海鸣指导为河南建业一线队领队。2012年10月27日,建业主场0-1不敌大连实德,在联赛仅剩一场的情况下,仅积26分,2012赛季建业队7胜5平18位列中超倒数第一,惨遭提前降级。2012年11月30日,唐尧东从建业俱乐部新任总经理张卫军手中接过三年期限的聘书,正式宣告挂帅球队征战2013年中甲联赛。

2013年10月26日,建业主场2:1力克天津松江,提前一轮夺得中甲冠军,成功冲入2014年中超联赛,2013赛季建业队18胜8平4负获得中甲冠军。

2014年5月12日上午,建业足球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在郑州建业艾美酒店召开。“风雨二十年,深情寄河南”,1994—2014年,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成立二十周年。2014年6月15日晚,建业足球二十周年纪念演唱会将在航海体育场举行。

2014年5月21日晚,中超联赛间歇期之前河南建业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中,本来希望夺得3分的河南建业却1:2输给了上海申鑫,成为压垮张卫军和唐尧东的最后一根稻草。3场保级关键战失利后,总经理张卫军和主教练唐尧东同时向集团高层提出辞职,2014年5月28日,俱乐部正式批准申请。

2014年11月02日,中超联赛收官战,志在夺冠的北京国安主场被为保级而战的河南建业逼平,国安无缘联赛冠军,河南建业1分力压大连阿尔滨幸运保级,河南建业避免了成为升降机的命运。不过,这次惊险保级说明河南建业2015年的新征程仍将十分艰难。

2015年,签下外援戈麦斯,帕蒂诺,萨哈拉以及郑仁焕、伊沃 ,内援吴龑、吕建军、雷永驰、李智超、郭纯泉。 2015年8月22日,河南建业主场1比0战胜山东鲁能,联赛积分达到32分,基本确保赛季初确定的保级目标完成,并将赛季目标调整为前八名。本赛季以来建业主帅贾秀全的向强队“学习”的传统为球队带来好运,贾指导也被冠以“学霸”美誉。

2015年10月31日,河南建业主场1:0战胜广州富力,以12胜10平8负积46分排名第五的成绩结束2015赛季中超联赛。这是建业升到中超以来历史第二好战绩。

2016年3月5日河南建业坐镇主场迎战上海上港。上半场第30分钟,主队建业通过反击由新外援奥斯曼补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终场前,建业队杨阔被罚下。建业主场最终1-0取得开门红,爆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成为足球迷入门求教

著名球队:皇马,巴萨(西甲);切尔西,曼联,曼城,阿森纳(英超);尤文,米兰,国米(意甲);拜仁,多特,沙尔克(德甲);波尔图,本菲卡(葡超);巴黎圣日尔曼(法甲).欧洲还有一些,但名气没这写大.南美洲的有世界俱乐部杯冠军科林蒂安,桑托斯,圣保罗(巴甲),还有阿甲的博卡.北美洲有美国大联盟的洛杉矶银河.当然不能忘了我们的恒大.球队就这些,其他的我在慢慢说,楼主等一等

甘肃县级足球队踢赢北京国安:背后的业余俱乐部为何来自广西

2022年11月17日,山东日照,2022足协杯第2轮,北京国安VS泾川文汇。泾川文汇队员点球获胜后庆祝。东方IC资料图

泾川文汇俱乐部战胜中超豪门北京国安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网上盛传,这支球队是由文具店老板、体育老师、外卖小哥组成。但也有专业人士注意到,泾川文汇参加足协杯比赛时,球衣上的“极驰”二字代表了广西一家足球俱乐部。

泾川文汇队领队、北海极驰俱乐部负责人姚军告诉澎湃新闻,参加中冠联赛总决赛和足协杯比赛的泾川文汇俱乐部教练员、一线队员,由广西北海极驰俱乐部的教练员和队员组成。泾川县足协主席王臻也表示,泾川文汇俱乐部一线队员主要以北海极驰队原来的球员为班底。同时泾川文汇和北海极驰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内容除中冠比赛外,还涉及青少年培训事宜。

泾川文汇俱乐部球员及教练去年在泾川进行中冠联赛集训时的合照图源:海报新闻

之所以“取道”甘肃,借泾川文汇的“壳”参加中冠联赛,是因为北海极驰在广西桂超联赛中失利,失去了当年代表广西参加中冠联赛的资格。在姚军看来,球队要想成长一定要多打比赛,而他们俱乐部要多打中冠比赛,最终目标是打进中乙联赛,成为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

点杀北京国安后不久,泾川文汇的一线队员回到广西,又参加了首届广西联盟杯比赛。这支队伍11月17日淘汰北京国安,12月1日赢得首届广西联盟杯冠军,12月2日又马不停蹄赶往广东。姚军要带着这支队伍,继续复制和泾川文汇俱乐部的合作模式,与广东一家足球俱乐部合作参加广东省足球超级联赛。

同一支队伍、同一批人马,使用不同的俱乐部名称在全国各地参加比赛,积累经验。姚军的足球梦想,或许正在通过他这套多打比赛的曲线出圈战术,而一点点实现。

泾川文汇背后的广西业余俱乐部

11月17日,在2022中国足协杯的第二轮比赛中,中冠队伍泾川文汇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老牌豪门北京国安,挺进足协杯第三轮比赛。

惊叹比赛结果之余,网友们更好奇泾川文汇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中国足球协会官网介绍,泾川文汇俱乐部正式挂牌成立仅1年零3个月。其前身是一家由业余体校发起组建并领导的业余足球俱乐部——泾川744300足球俱乐部。

2021年时,泾川文汇俱乐部和北海极驰俱乐部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协议,合作内容涉及中冠联赛比赛和青少年培训事宜。

姚军解释,和泾川文汇合作的起因是北海极驰非常想参加中冠联赛。2021年举办的广西足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中,北海极驰比赛成绩不佳,因此失去了代表广西参加中冠联赛大区赛的资格。

许多球迷或许已经十分熟悉,我国足球赛事有四级联赛,分别是中超、中甲、中乙和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中超、中甲、中乙都是职业足球比赛,排在第四级的中冠联赛,是我国业余足球水平最高的比赛。中冠联赛前四名的队伍,经审核可获得中乙联赛参赛资格,成为职业足球俱乐部。

中冠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其中预赛阶段为会员协会省市联赛。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一般是通过桂超联赛的比赛成绩,决定谁来参加第二年的中冠联赛大区赛。

在广西已丧失机会的北海极驰,开始寻找一家合适的、有资格参加中冠比赛的足球俱乐部。姚军告诉澎湃新闻:“我们研究过很多家,在全国各地找,但是很难找。就是我们自己出钱、出人去打比赛,都会被拒绝,因为他们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北海极驰

幸运的是,当年姚军找到了甘肃的泾川文汇俱乐部。“双方签署了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约定由北海极驰代表泾川文汇队参加中冠联赛。”姚军说。

泾川县足协主席王臻日前也向澎湃新闻表示,泾川文汇和北海极驰双方签署的协议中,有关于比赛的协议,还有青少年培训的协议。此前王臻接受甘肃省奔流新闻采访时,曾介绍泾川文汇俱乐部一线队员主要以北海极驰队原来的球员为班底。此外,泾川文汇俱乐部和北海极驰俱乐部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合作协议,主要是搞青训,培养泾川的青少年球员,并争取发展为职业足球俱乐部。

在泾川文汇战胜北京国安后,泾川文汇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吕斌武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提到,泾川文汇的球员工资由领队姚军的极驰体育公司发放。

2021年8月,泾川文汇足球俱乐部获得平凉市业余足球联赛冠军,甘肃省足协由此推选泾川文汇代表甘肃省参加2021年中冠联赛。

2021年,泾川文汇队在中冠联赛大区赛银川赛区中,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打入中冠联赛总决赛。今年,泾川文汇队在中冠联赛大区赛比赛中,再次从银川赛区以第二名的成绩打入中冠联赛总决赛。

姚军说,连续两次打入中冠联赛总决赛,泾川文汇也因此获得了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的参赛资格。

只是姚军没想到抽签抽到了北京国安这支老牌中超豪门球队。“我们也很想抽到国安,不一定能赢,但也不能让国安轻而易举把我们淘汰。”姚军说。

北京国安输球后,网上有很多讨论,其中就提到北京国安并没有重视这场比赛,上场比赛的都是年轻球员。而对于最终的比赛结果,姚军分析国安更多是轻敌,“想很快把比赛拿下来,没那么有耐心”。

和北京国安比赛前夕,姚军听到基地一位服务人员讲,国安11月19日要飞到福建去。听到这个消息姚军认为机会来了。“19号打比赛,17号上的人一定不会上特别的主力、很强的人。”姚军回忆,“但比赛开始前看到国安的出场名单还是出乎意料,不完全是替补,好多主力、国青队员上了。”

“泾川文汇队也有好几个主力没有上场,有伤病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打这场比赛之前的中冠总决赛我们名次不是很好,队员心态各方面的问题。因此这次比赛之前队内做过选拔,只要心态好我们就带走。这次带了20名队员过去,都是来自中甲、中乙,以及青训的队员。”姚军解释,心态好,就是态度更加积极,更愿意打这场比赛。

赛后,中国足协官网在题为《足协杯“全民足球”战况激烈甘肃“黑马”一战成名》的文章中,点评泾川文汇队球员的表现,称泾川文汇队面对中超劲旅北京国安率先进球、掌握控球优势、又在90分钟内顽强追平比分,他们的胜利令人信服,更给人以惊喜。

姚军的足球强队理论:多打比赛、关爱足球青少年

52岁的姚军曾效力于甲A联赛,也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这些年一直都在足球行业工作,对如何培养足球人才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这套理论在心里已经酝酿多年,只是在之前工作的那些俱乐部里,“我说不了不算。”姚军说。

在姚军看来,球队要想练出来一定要多打比赛,“从技术角度讲,中国球员互相都差不多。而现在中国职业球员比赛都很少,要多打比赛,在比赛中才会成长更快,能把心态练到更成熟、抗压能力更强、更从容。”

除此之外,更为关键的是要对球员有更多关心和呵护,不能只看眼前利益,没有钱赚就淘汰队员。

“一些小孩8岁开始踢球,有些出类拔萃,有些没踢出来。没踢出来有很多种原因,有一批人是不自律,有的是遭遇运动生涯瓶颈期,没有能力上更高平台就被淘汰了,但是淘汰了之后这些孩子去哪?”姚军告诉澎湃新闻,他的俱乐部想给这些18岁以上,在职业足球俱乐部踢球遇到瓶颈期而被淘汰的球员一个机会,看这些踢球的孩子能否经过训练,重新再走进职业比赛的赛场。

“因为一个孩子用8年到10年的时间一直在从事足球运动,这个很难很难。但到一定时候俱乐部就很冷酷把他淘汰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不公平,也是一个隐患。他淘汰了之后不能踢足球,干什么呢?”姚军解释,“所以可以去做这个环节,一是帮助更多队员重新上个平台,就算上不了一个平台,也可以在足球相关产业里去培养他,这样的话8年到10年的付出,最后还能得到回报。”

姚军认为,这些踢足球的小孩需要浇灌、需要抚育,最后才会有成长,才会有收获,而不是一开始就要收获。

泾川文汇火了之后,很多人劝姚军赶紧注册账号做主播赚钱。“他们说你这样过一段时间就不热了,就没机会了。我觉得我们如果还是这样老老实实训练,可能再过个一两年又会有一个机会出来,所以还是坚持把自己核心东西做好。”姚军说。

成立两年的北海极驰,去年参加了包括中冠联赛、桂超联赛、北海当地比赛等四五十场比赛。今年预计要打上百场比赛。姚军说:“我们的目标是中乙,打进职业联赛,做一个足球运动员的兵工厂。没有那么大的声音说能改变中国足球,但可以做一个中间环节。”

在12月1日举行的首届广西联盟杯比赛决赛中,北海极驰以总比分4:2的成绩战胜广西骏菱飞速,获得了冠军。经过两年上百场比赛的实战训练,姚军说,球队拿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冠军。

12月2日,刚获得首届广西联盟杯冠军的北海极驰又出发前往广东,还是通过和广东一家俱乐部合作的形式,参加2022年广东省足球超级联赛。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的桂超联赛中,北海极驰获得并列亚军的成绩,提前锁定了2023年中冠联赛大区赛广西的参赛资格。而广东省足球超级联赛也是广东省的中冠联赛预赛,获得该比赛前四名的球队,可获得中冠联赛大区赛广东省的参赛资格。

姚军的目标是打入前四名,至于顶着哪家俱乐部的名字出线,或许并不重要。